原题
新冠肺炎“吹哨人”李文亮：
真相比平反更重要
作者：覃建行
原载财新网1月31日
武汉医生李文亮率先披露不明肺炎有关情况，受到单位约谈、警方训诫。他不清楚自己是不是被查处的八名“造谣者”之一。他说，让大家知道真相比自己平反更重要，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34岁的李文亮是武汉市中心医院一位眼科医生，他率先披露不明肺炎有关情况，被截图转发而后受到单位约谈、警方训诫。在接诊过程中他自己被感染，多名同事和父母也被感染。图由受访者提供入院18天后，李文亮终于知道了自己的核酸检验结果为阴性，这对他而言是一个好消息。他至今仍然躺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监护室的隔离病房里，生活起居要靠医生护士照料。李文亮此前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但一直没有确切结果，而是顶着“不明原因肺炎”的名头接受治疗。这是一种现在已被证明具备“人传人”特征的传染病，引发的疫情仍在加速蔓延。截至1月30日24时，中国确诊病例9692例，现有疑似病例15238例。李文亮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一名眼科医生，当这一特征尚不明确时，他试图将工作中获知的危险告诉同学，却不想“倒霉地”做出了一个“违法行为”。一个月前的12月30日17时48分许，李文亮在一个150人左右的同学群中发布信息称：“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急诊科隔离”。同一天，武汉市卫健委印发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也在网络上流传，其中要求严格信息上报，并强调“未经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李文亮在微信群里的提醒揭开了口子。一名群友将他的对话截图发上了网络，而且没有隐去最关键的信息：他的名字和职业。这让看到截图的人精准地找到了他，不久他即被医院监察科约谈，并在1月3日到辖区派出所签了一份对“违法问题”警示的《训诫书》。1月20日后，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迅猛发展，这位曾被警方定性为发布不实信息的人，其本人的遭遇又被视为这次疫情中前线医护人员的注脚：在接诊过程中自己被感染，病情一度恶化进了ICU。此外，他的多名同事和父母也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当公众追溯疫情源头才发现，原来早已有人预警，李文亮因其截图上的实名又成为了能被找到的“吹哨人”。他说，自己当时只是想提醒同学，并没有想那么多，截图被传播出去后还曾一度生气，但体谅公众出于担忧公共卫生状况也就释然了。而现在是否给他平反已经不那么重要，因为真相比这更加重要，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与李文亮一起引发关注的还有武汉警方此前通报的八名造谣者，他们被查处的消息一度上了央视新闻。李文亮说，并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八人之一。财新记者注意到，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第一次通报已传唤八名违法人员是在1月1日17时38分，而李文亮称其第一次到派出所是在1月3日上午。1月29日，武汉警方第二次通报此事时，也没有提到李文亮受到的训诫处罚。除了李文亮，财新记者还联系到一名有据可查在微信群中发出预警，而后被截图转发的人，她也是一名医生。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士拒绝了财新记者的采访请求，目前同样尚不足以判断她是否为八名“造谣者”之一。她回应称，不想再提这些事，因为现在的重点是为医院筹集物资。1月30日，李文亮实名接受了财新记者采访。他是辽宁人，今年34岁。他说因为不太喜欢熟人社会和人情世故，因此想去南方上大学。2004年参加高考，因为想要“比较稳定的专业”，李文亮报考了武汉大学临床医学七年制专业。毕业后，先在厦门工作了三年，2014年回到武汉，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工作至今。李文亮：我在呼吸与重症医学科监护室接受规范接受治疗，是一个四人间的隔离病房，目前只住了两个人，能用手机和外界保持联系，平时由医生和护士照顾我，每天护士都会帮忙擦脸、擦身体。我今天（30日）听医生说我的核酸测试结果已经转阴了，但是这是咽拭子的结果，我觉得代表不了肺泡。肺功能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只是还有些呼吸困难，一直需要高流量吸氧，还吃不下太多东西。记者：公众很关心你在群聊里发“确诊7例SARS”的事，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李文亮：我是在一个150人左右的同学群发的，当时还强调了不要外传，主要是想提醒临床工作的同学注意防护。因为我也是和同事交流知道的这事，虽然当时病例还没这么多，但是怕会爆发，疫情会扩散流行开，因为这个病毒和SARS很像。李文亮：明显存在人传人。1月8日左右，我自己就收治了这类病患。当时我们眼科有一位患者以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入院，当天食欲不佳，但体温正常。刚开始我们也没往别的地方想，后来她青光眼眼压正常了，第二天还是食欲不好，中午发热了，查肺部CT提示是“病毒性肺炎”，其他的各项指标都符合不明原因肺炎的标准。当天晚上照顾她的家属也发热了，她的另外一个女儿也发热，这是明显的人传人。我们就立刻上报到医务处和院感办公室了，请了院内专家组会诊，会诊后建议患者在我科隔离治疗。三天后，我们又给他做了复查CT，结果还是“病毒性肺炎”，而且范围扩大，病情加重了，接着患者就转到呼吸内科隔离病房，之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记者：既然当时已经出现“人传人”的情况，为什么确诊的病例那么少？李文亮：当时确诊估计有难度，试剂盒还没出来。不过没有试剂盒可以送检做核酸检测，只不过更麻烦耗时，具体流程我也不清楚。当时我们医院专家组对前面这个病患会诊时，也说他们无法决定做不做检测。当时临床的确诊基本是通过排除其他病因的方式进行，比如CT具体表现，常规治疗无效，白细胞不高，淋巴细胞降低，这些都是参考指标。李文亮：最开始病人没有发热，我大意了没有做防护。结果病人转走当天，我就开始咳嗽，第二天开始发热，这时候我就开始戴N95口罩进行防护了。1月12日，查了呼吸道病毒，做了CT，高度怀疑是新冠病毒肺炎就住院了。同科室的同事在我之后一两天也出现了感染的情况，父母在我之后三四天也相继出现症状住院了。后来我病情经历了一次恶化，现在每天都要打抗生素、抗病毒，球蛋白和吸氧。李文亮：免疫球蛋白是自费买的，有的是药店送过来，有的是同学帮忙买的。到现在花了五六万元，还不知道能不能报销。有企业搞了针对医务人员感染的救助计划，本来准备申请，但是核酸结果阴性，估计就不行了。记者：你刚才提到在群里曾强调过不要截图传出去，但还是传播出去了，你怎么想的？李文亮：当天晚上，微信上就很多人拿截图问我。而且他们截图不大全，原本在“确诊7例SARS”之后，我又强调了这是冠状病毒，具体还在分型，但这些网传的截图没有。看到这些我感觉要倒霉了，可能会被处罚。因为这是敏感信息，又在开“两会”的敏感时刻。我之前很生气，截图还不打码。现在看得淡一些，别人可能也是一时着急，为了提醒家人朋友。李文亮：就是这个截图传出去那天夜里（12月31日）凌晨一点半，武汉卫健委连夜开会，我主要是被我们医院领导叫过去询问情况。天亮上班后，我又被医院监察科给约谈了，还是问我情况，问消息来源，问事情经过和是否认识到错误。后边我也没想到警察会找我。1月3日，他们打电话叫我去派出所签《训诫书》，以前也没和警察打过交道，我当时也很担心，不签的话怕不能脱身，我去了走完流程就签字走了。这事我也没给家里人说，当时压力比较大，担心医院处罚，影响以后工作晋升之类的。后来我一个同学知道了，帮忙介绍了记者，我直接跟记者说了这些情况。记者：警方第一次通报是在1月1日，称当时已传唤八名造谣人员，而你是在1月3日被叫去派出所的？这是不是说你是这八人之外被处理的人？李文亮：这个就不清楚了，我不能确定，你说的也有可能，我现在只想早日康复。李文亮的训诫书。第二个落款时间2019年应为2020年，李文亮称此系笔误。受访者提供记者：警方给你的《训诫书》上写的是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实言论，当时还有人觉得你造谣，你怎么看？李文亮：我觉得不算造谣，因为报告写得清清楚楚是SARS。而且我只是想提醒同学注意，并不想引起恐慌（李文亮在群聊时还上传了一张检测报告单，其临床病原体筛查结果中检出“高置信度”阳性指标的有SARS冠状病毒、铜绿假单细胞、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编者注）。记者：既然不认为是造谣，那你想过以后会不会走司法途径来要个说法？李文亮：没有，司法途径恐怕很麻烦，我不想跟公安局找麻烦，我很怕麻烦。大家知道真相更重要，平反对我而言不那么重要了，公道自在人心。另外再就是有人说我被吊销执照是不真实的，要澄清！记者：1月28日，最高法院在公号发了一篇武汉八名“造谣者”处罚是否得当的评论文章。你可能是这八人之外的人，当时你看到后有什么想法？李文亮：看到最高法院的文章后，我心里放松了许多，不太担心医院的处理了。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不同意利用公权力过分干预。我还是认同最高法院的文章，应该具体甄别。（是不是那八人之一）不会太关注，因为网络传播最广的，最高法院文章引用的那一条就是我发出去被截图的。记者：1月29日，武汉警方回应了对八名“造谣者”的处理，其中并没有提到你所受到的训诫，你怎么看？李文亮：警方的回复我只能看看，发表不了看法，没有意义。我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那八人中的。记者：有人把你称为这次疫情大规模爆发前的“预警者”、“吹哨人”，你认为呢？李文亮：不敢当，我只是得知消息，提醒同学，当时没想那么多。李文亮：康复以后我还是要上一线的，现在疫情还在扩散，不想当逃兵。李文亮：我妻子在外地的娘家，武汉封城回不来。父母应该近期可以出院，暂时找不到人帮忙，他们平时身体不错，出院后应该可以自己照顾。我跟他们通话听起来状态都不错，可以自己活动。
火线评论
善待“吹哨人”才能守望相助
作者：陈宝成
原载财新网 1月31日
全社会应该倡导一种道义的价值观，无论是官员还是公众，都受到一种善的引导，而更愿意加入到“吹哨人”的队伍当中，承担起“吹哨人”的责任。这样当危机再度来临时，“彼此守望相助”才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多是制度安排下实实在在的有效行动
“吹哨人”（Whistleblower）起源于英国警察发现有罪案发生时吹哨子以引起同僚和民众注意。由此延伸，目前使用的“吹哨人”概念，往往是指发现危机预兆后，基于公共利益考量，第一时间发出预警信号，以期待引起政府、社会或者他人从“不知不觉”中迅速警惕，并采取积极应对行动的职业群体。因此理论上讲，现代社会人人都可能是“吹哨人”，人人都可能是知情者。现代社会高速发展，风险危机亦与之相应。人类容易沉醉于现代化的成就，而在不知不觉中放松对风险和危机的警惕。所以每当危机时刻，也就凸显“吹哨人”的极端重要性，社会公众对此也就越加感同身受。美国新闻人约瑟夫·普利策有段名言，形象地道出了“吹哨人”的社会预警功能。他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艘航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现实中的“吹哨人”、知情者角色不仅包括新闻从业者，还包括医生、警察、军队、消防救援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等。平时他们并不显山露水，和你我一样，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一旦风险与危机来临，他们就能够凭借其专业知识和经验发出预警，迅速从社会生活的幕后走向台前，并亲自参与到危机应对中，从而成为守望社会的“逆行者”。所以我们不难看到，无论是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中国“5.12”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社会危机事件中，还是在一般的水灾、火灾等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中，当社会公众纷纷后撤之时，警察、军队、医生、记者等却成为“逆行者”，参与救援、发布信息、稳定社会。这固然彰显人性的高贵，但更是“吹哨人”看护社会公共利益职责之所在。善待“吹哨人”，需要专门的制度设计。因为其所肩负的社会职责之重大，有必要从法律上明确“吹哨人”的权利优先、保障优先，鼓励他们一旦发现危机端倪而敢于“吹哨”、善于“吹哨”；不能让他们动辄“因言获罪”，因“吹哨”而承担过重、过苛的责任，要从顶层设计层面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才能确保社会危机应对的及时有效，确保安定有序的社会生活不因危机而过于减损。与权力相比，“吹哨人”与真相的距离更加接近。在科学面前，权力不能垄断真相，因而应当保持谦卑之态。所以政府和社会无论是在行政法还是在刑法领域，都应当对“吹哨人”的“吹哨”行为保持基本的谦抑与容忍，对持不同意见的言论保有足够的宽容度，并在这一基本价值判断的前提下，修正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吹哨人”言论所导致的社会秩序变动的边界，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吹哨人”言论属于故意还是无意，并提供权利救济的有效渠道。这是改善“吹哨人”待遇的前提和基础。需要强调：这不只是对“吹哨人”的特殊保护，也是保持社会拥有足够弹性的条件，更是对变动社会中公共利益综合权衡后进行利害取舍的理性选择。否则，重压之下让“吹哨人”和其他社会公众缄默不语，自然会加剧社会的内在压力和乖戾之气，从而让应对危机更加雪上加霜，进而再度削弱政府的公信力。善待“吹哨人”，需要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紧张、沉闷、刻板的社会，因其缺少必要的弹性，一旦危机来临，往往无法将社会再度收缩到更加紧张的状态，也孕育不出成熟的“吹哨人”制度；因此一旦遭遇突发危机，一方面难以及时预警，另一方面事后应对所付出的代价亦远高于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而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纵然危机突显，全社会也可以在原有弹性基础上迅速收缩，达到本能的自卫性保护状态。所以，在专门的法律制度设计之外，创造一个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更是面对突发危机的治本之道。制度安排体现价值取舍。全社会应该意识到，对“吹哨人”制度的有效设计，实质是人类自身在寻求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平衡，是基于平时与战时的状态切换而最大限度保护公共利益作出的安排。这需要睿智的领导者的决断，也需要睿智的公众的理解、参与和服从。从更加长远的眼光加以审视，这一制度安排的价值自不待言，时不我待。在全民动员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更有必要全民动员反思并改善“吹哨人”背后的社会环境、法律环境和道德环境。我们重申：“抗疫”需要透明公开，开放社会需要完善的“吹哨人”保障体系、媒体舆论的支持和社会公众的理解。全社会应该倡导一种道义的价值观，无论是官员还是公众，都受到一种善的引导，而更愿意加入到“吹哨人”的队伍当中，承担起“吹哨人”的责任。这样当危机再度来临时，“彼此守望相助”才不仅仅是一句煽情的口号，更多是制度安排下实实在在的有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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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少达审读